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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画派的时代尊严

核心提示: “长安画派”精神永存,艺术长青。历史发展到今天,“长安画派”不可以被任何画家借用来包装自己,也不可以借用“长安画派”头衔为自己涂脂抹粉,招摇天下,我们应该学习“长安画派”的精神,在自己所处的生活现状和时代的大背景、大舞台上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

创作

秦川大地,能提笔做画的人不乏其人。其中有不少人都称自己是“长安画派”,或者说是长安画派的后人、传人、弟子。他们将这些字眼标明在个人的简历中,显示自己隶属老字号的画派以便推销自己的艺术商品。 

如果遇到多舌或者猎奇者,而询问某画家,什么是“长安画派”?他们会大侃“长安画派”就是长安城里赵望云、石鲁创办的画派。继续追问:“长安画派”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会洋洋得意地说“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如果继续再追问这些“大师”,你与长安画派是什么关系?他们都会说:我是赵望云的“学生”“弟子”“传人”,我是石鲁先生的“学生”“弟子”“传人”等等。

方济众作品《林间秋兴》

方济众作品《林间秋兴》

方济众作品《秋林山溪》

方济众作品《秋林山溪》

这种怪圈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外遇到很多,我们拿到不少印刷精美的册页、个人资料都称自己是长安画派的后人,但我们通过向老画家或者长安画派的后裔请教,并指出某某画家是否是弟子、传人、学生时,得到的回答是:“此人没有听说过。”“此人根本就不是弟子、学生”。

他们甚至会气愤地说:他们只知道时髦、时尚、包装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长安画派”。我们的目标有两点:一是抛砖引玉。“长安画派”的内涵不是我们一下子能讲透的。因为它是在艺术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二是绘画艺术是自由、浪漫、个性的表现,有它严肃一面,不能随心所欲地臆造。 

先锋的精神是“长安画派”的艺术火花

据我们所知,“长安画派”是在中国绘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流派,是西北地域文化发展在绘画艺术上的个性表现,是一批在绘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群贤者的结晶。

最主要的人物是赵望云和石鲁,赵望云身居陕西,是一位河北籍农民的儿子。他把自己的绘画生命赋予西北的黄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伟大的人民。他感悟了自然,感悟了社会。在战乱年代,一路写生,创作了不少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社会,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疾苦。

他的写生艺术感动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亲自写诗、配画、印刷、发行,揭露社会现状。如今,在泰山脚下冯玉祥曾居住过的院内青石上,仍刻着当年冯玉祥将军所创作的诗、画。

对赵望云来说,祁连山的牧马人,八百里秦川的关中人,从伐木工到庄稼汉,宝成铁路的工人,汉江边柳荫洗衣女,山间的学校,田间的耕收等等都是他创作的良好素材,被誉为“人民的画家”。

石鲁出生于四川,出身书香门第,他反叛自己的家庭,寻求革命,奔赴陕北。在革命圣地延安,这位具在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为革命而呐喊,用真情和铁笔刻下了许许多多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他还将画绘制在洋片上,放在木箱里做成幻灯片,被称为“拉洋片”的革命者,一幅《转战陕北》的绘画巨作,反映革命领袖运筹帷幄的宏图大略,画出了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英勇气概。

石鲁作品《建新居》

石鲁作品《建新居》

他把绘画艺术力量表现得如此波澜壮阔,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被人们称为“革命的画家”。 

赵望云和石鲁的绘画艺术思想内涵是极其深邃的。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语言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锤炼而成的,当时的中国现状与中国绘画融合着一种激情,一种新的绘画语言。这种新的绘画语言,被称为先锋。

他们为革命者呐喊,直接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在表达自己的绘画语言中拯救中国。他们以崭新的创作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宣传。

由此可见,长安画派的形成,是被画界认可的,并不是个人自封的,也不是群贤者简单的抱团,更没有成立“长安画派”组织,而是一种先锋的绘画思想、先锋的绘画语言、先锋的绘画视觉、一个先锋的一团队凝结在一起。

这种先锋的行为来源于赵望云、石鲁对中国社会光明前途的信念。对“长安画派”认同是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争论长达十年之后,被美术界所肯定的。由此可见,一个画派的形成不是说你的绘画内容是什么,特点是什么就是什么画派。

也不是组织几个人就自称某某画派,应该说“先锋”是画派产生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先锋”的思想、“先锋”的绘画语言,“先锋”的绘画视觉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碰撞产生的艺术火花。 

革命的熔炉是“长安画派”的艺术背景

中国人常说“时势造英雄”。形成公认的画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绘画几千年的历史,形成画派流传于世的屈指可数。大背景是绘画的大舞台,表演的节目是由个人发挥的。

中国清朝初年,画坛出现“四王”即王翚、王原祁、王鉴、王石谷。康乾盛世的舞台上,他们大背景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他们顺应当时的盛世,发挥的是世大夫的思想。他们绘画只注重笔墨功夫,不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无生活气息,重重叠叠,繁琐而僵死。他们只重复古人,遵循传统,绘画语言不顾及社会与民众的关系,追求的是一种逸享品位。

他们的画风影响数代,被画界认为是中国绘画的一种倒退。尔后扬州八怪脱颖而出。八大山人朱耷老僧是大舞台的叛逆者,绘画直接反映自己的思想情绪,与现实生活融汇。在他的花鸟画中,隐藏着自己的绘画语

言。由于朱耷老僧孤家寡人,所以他的绘画表现纯在独立性。虽然他的绘画风骨至今被人歌颂,但未形成流派。赵望云、石鲁恰恰利用当时的大舞台,而与众画家的表现不同,他们俩人紧紧地扣住现实,预示着历史发展的趋势。

赵望云不接受国民党政府高官厚禄,而紧跟着爱国将领冯玉祥转战南北,沿途用中国绘画写生,写出民众的心态及呼声,揭露当政者的黑暗,他利用了大舞台,使中国绘画出现了数百年没有过的新面孔。从而振兴画坛。

石鲁不愿享受书香门第的安逸生活,而投奔延安,投身在现实革命生活中,追求革命理想。战争的环境给石鲁提供素材,石鲁利用素材创作许多警世作品。他长期工作生活在陕北,对黄土高原有着深厚的感情,黄土高原的色泽,感染了这位川北汉子,思想感情都融入到这块黄土地,大背景给石鲁提供了表现自己艺术内涵的舞台,所以他不同于其他画家,他为长安画派形成奠定了基石。

市民参观

市民参观

传统与现实的统一是“长安画派”的艺术内涵

传统是什么?是精髓,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被社会肯定世代相传的东西。

所以说,历史是与传统有统一的一面,但也有矛盾的一面。不统一的一面是历史的发展会冲击传统,形成传统的东西只能是历史,死抱传统是无出路的。

石鲁喜欢石涛、石溪,取笔名为石鲁。赵望云是农民的儿子,他无法看到、学习到名贵的作品,他走的是从民间绘画入手的道路。我们曾经看到赵望云二十年代的一张画,看不出有历代名家的样子,只有民间山水的笔墨。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都曾从传统入手,他们将传统立于学习,而不立于创作。尤其是石鲁,文革中“黑、乱、怪”的帽子,从四面八方压向经过革命洗礼的老人,都没有丝毫改变他的创作思想。

文革以后他的作品更显露出思想个性的张扬,发挥自我的艺术境界。赵望云、石鲁对传统的艺术表现在学习而不重复表现,将传统融汇到生活中,表现自己的笔墨情绪,将关中、秦岭、陕北的窑洞、黄河等运用自己的笔墨语言表述自己的张力。

突破传统,注重生活,使陕西长安画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画家,如李梓盛、何海霞、康师尧、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等成为当时中国画坛上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赵望云、石鲁的中国画,开创了传统中国画的新格局,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画风。

赵望云不拘传统,大胆地用拖泥带水的方法表现祁连山,表现黄土地。石鲁大胆地用朱砂、用浓墨强烈地画出了陕北。这种满怀激情、热烈高亢的笔墨情绪来自于陕北黄土地的色泽,来自于对陕北人民的深情,来自于对中国革命的憧憬。

所以他们的艺术主张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解放以后,赵望云、石鲁经常带领美协的创作人员,到农村、到山区、到森林、到黄河去写生,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他们还经常在美协院内将生活中的创作体会汇聚在一起摆龙门阵,从而形成美协创作人员的一种沙龙,为“长安画派”形成完成了艺术主题。 

1999 年 8 月 5 日,长安画派的最后一位创始人何海霞在长安与世长辞,这标志着“长安画派”完成了一部艺术大典,句号落在了历史千秋的一页。

“长安画派”精神永存,艺术长青。历史发展到今天,“长安画派”不可以被任何画家借用来包装自己,也不可以借用“长安画派”头衔为自己涂脂抹粉,招摇天下,我们应该学习“长安画派”的精神,在自己所处的生活现状和时代的大背景、大舞台上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

我们应该学习“长安画派”对于生活的热爱,在生活中提高和完善自我,表现自己的绘画。我们应该向“长安画派”学习“先锋”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民族精神。 

“长安画派”不可随便用来粉饰任何画家。(当代陕西 范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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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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