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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核心提示: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诞生1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诞生1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陕西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逐步兴起。陕西人民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锻炼,从思想、组织和干部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以及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启蒙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陕西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还很落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的进化论的基本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以及孟德斯鸠、卢梭的民权思想还少有宣传。《新青年》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大口号,不少人也很陌生。尽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陕西个别知识分子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则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 

1908年,留学日本的陕西籍学生、同盟会会员井勿幕以“侠魔”的笔名,在日本出版的、由陕西同盟会会员创办的刊物《夏声》第三号和第七号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之新思潮》的长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一方面,其热情讴歌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可阻挡,“今欲去弱肉强食之禽兽世界,而抵和平幸福之文明世界,非采用社会主义绝不能达此目的”;另一方面,却对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行疑虑满怀,担心“即使行蔫,在欧美各洲或因斯能脱生灵于苦海,在吾国或因斯反而陷黎庶于悲境”。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局限和刊物发行量有限,这种介绍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小,但对当时封闭的陕西社会和有志于改革的人们来说,却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新的思想、提供了新的革命路径。 

五四运动后,陕西的地方报纸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在渭北一带陆续编发的《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报纸都有所介绍。例如,比较倾向进步的《正义日报》就侧重“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多宣传”;西安地区的《长安日报》改版为《西北日报》,在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之间,以社论、代论或专件先后刊发《马克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同时报道了不少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形势的消息。 

还有,《鼓昕日报》宣传社会主义的态度比较明朗,在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这份报纸于1920年7月创刊、1921年4月停刊,其间连续刊登了很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及译文,如《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以及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等。尤其是陕西高陵人席石生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文章称颂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万国社会主义史上之奇光异彩”,赞扬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蒸蒸而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怪世界惊骇,人人叹赏”,论证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是“(人类)生存上必要而不可缺之共同天职也”,指出了“布尔塞维克主义大有研究之价值”。文章最后提出:“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全世界全人类今既异口而同声,则布尔塞维克主义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抵抗者也!” 

概括来说,在这个时期,陕西报刊的宣传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主义思潮,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还相对较少,而且多为一般性介绍,甚至还带有不同程度的歪曲和误解,真正有分量的宣传文章凤毛麟角。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兴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在陕西逐步传播开来。 

(一)旅外的陕西革命知识分子创办刊物,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夏,在上海震旦大学上学的雷晋笙与严信民等主编了《秦铎》和《新时代》旬刊,在上海南方大学上学的汉中人刘秉钧等创办了《汉钟》《南针》月刊和《新鲜》半月刊。这些刊物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宣传了反帝、爱国、民主思想。1919年冬,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杨钟健主编了《秦劫痛话》刊物,揭露了北洋军阀势力在陕西的黑暗统治,宣传了革命思想。1920年1月,杨钟健与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创办了《新潮》《励进》《秦钟》月刊。《秦钟》停刊后,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他们通过这些刊物宣传了新文化、新思想,唤起了陕西人民的革命自觉性,并明确提出了反抗国内封建势力及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直至解除他们的武装、使其投降。1922年初,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武止戈、屈武、邹均等人创办了《贡献》《促进》《改进》刊物,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些宣传,突出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并进行高度评价。例如,武止戈在《五五》中热情称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始祖”“大社会学者兼大历史哲学者”“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指出马克思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意义,使资本和劳动得到了新的、正确的解释,发现了唯物史观,使我们得到了社会进化的原则,更使我们得到了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之科学的方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二是刊登和转载中共中央的文件及其领导人的文章,并通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1922年6月15日,《共进》第十七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接着又多次转载《向导》和《新青年》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及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贡献》一创刊就连续转载了《为什么讲社会主义》等文章,结合介绍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论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列宁逝世后,《共进》等刊物大量转载了纪念文章,从各方面阐述列宁主义,大声疾呼“努力奋斗,勿忘列宁”,赞誉列宁“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者,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为全人类幸福的领袖。其功绩伟大处,就在他能根据这种主义和精神为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说公平话,并能引导着作社会主义实现的运动”。 

三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注重推进陕西的革命斗争。《共进》在论证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辩证关系后指出:“一切社会制度,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组织不改组,政治的改组是无用的。所以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经济革命,经济革命取得成功,全人类就得到了解放。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经济的条件不够,经济的改组不能一时实现,我们先应当由政治革命下手,得到政治权力,用政治权力,督催经济的改组提前举行。”那么如何下手呢?在《共进》发表的一些文章作了充分回答。对内,“组织阶级的国民军”,把“工人、商人、农人武装起来做主力军”,“形成民众团结”,“造成大的联合战线”;对外,“目下当与苏联作亲密的结合,并与弱小民族携手,形成国际的‘阶领斗争’”,以武力铲除中国目前的两大恶势力,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 

(二)陕西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回到陕西,通过各种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夏,魏野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陕西,先后在陕西榆林中学、西安一中、西安三中任教,提倡新文化,成立青年文学社、创办刊物,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以自己撰写的我国早期用新观点研究近代史的书稿《中国近世史》为教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历史,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并帮助学生学习革命书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各种新思潮,培养和影响了潘自力、刘志丹、吉国桢、王子宜、曹力如等一批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西北地区党和红军的骨干。 

1922年8月,王尚德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受党团组织和董必武的派遣,回到陕西组建团的组织。他在家乡渭南赤水镇约朋友张浩如、田涵荣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干部。王尚德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浅说》《阶级争斗》《今》《秀才造反论》等,并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他还组织学生办墙报,定期举办读书会、讲演会、辩论会,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学生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他便鼓励、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地阶级斗争的现实。从1922年下半年起,王尚德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扩大到华县、三原、西安等地,将《向导》《中国青年》《平民之友》等革命书刊分发给进步青年团体,指导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 

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陕西,先后在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同年秋,李子洲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支持下,李子洲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延聘了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英、杨明轩等进步教师,以学校为阵地,领导学生运动,并开展实际的建党、建团活动;出报纸、办刊物,引导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介绍《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等理论著作,向学生推介《向导》《先驱》《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引导下,白明善、王兆卿、马文瑞、乔国桢、贾拓夫、张达志、安子文、霍维德、唐洪澄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先后走上革命道路,逐渐成长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骨干。 

1924年底,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刘含初回到西安,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科长、西北大学教务长,向师生宣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农民运动和新三民主义等。他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广泛联络西安各界进步人士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刘含初在教学方法上追求生动活泼、扎实有效,要求除课堂讲授外,要经常召开学习组长联席会议,发现和掌握学员的思想问题,然后组织小组讨论会,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刘含初要求学生理论联系社会现实、独立思考,走出院门、走向社会,到火热的社会斗争中锻炼和学习,到群众中学做群众工作。为培养和发展党员骨干,他还给各班购买介绍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中共党刊《向导》《中国青年》等。 

(三)陕西各地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报刊如百花竞开,与外地陕籍学生创办的刊物遥相呼应。1924年至1925年,省内报刊一度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陕西各地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刊物逐渐增多,主要有魏野畴主办的《青年文学》(后改为《青年生活》)旬刊,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雷晋笙、崔孟博等人主编的《西北晨钟》,宣传改造风俗、推翻腐败政治、打倒封建军阀的思想。蒲子政、亢维恪等人主编的《渭北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何镜清、黄宪之等人主编的《新社会报》,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赵葆华、宋树藩等人主编的《青天白日报》,以宣传革命思想、报道军政消息为主要内容。王森然等人创办的《榆林之花》《塞声》,宣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和进步思想。魏野畴、张秉仁、关中哲等人创办的《西安评论》,是西安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主要根据党的理论和政策,针对当时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发表主张和论述,发行范围除陕西外远及北京、天津和开封,被读者誉为“古城号角”。这些报刊与外地陕籍学生创办的刊物,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陕西各地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陕西较为广泛深入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实践 

虽然马克思主义系统传入陕西还相对较晚,但在逐步传播的过程中,已开始同陕西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这对陕西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取得了尝试性实践的不小收获。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同一些中等学校教育改革紧密结合。五四运动后,一批从京、津、沪、汉等地高等学校毕业的陕籍学生陆续回陕,他们在各自任职的学校提倡、促进和从事教育改革,提倡和采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进步书籍报刊的文章为新教材,废除宣传封建文化的旧教材,引导学生建立读书会、研究会,把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一些校内外实践活动,使学生从“读死书”中解放出来。魏野畴在咸林中学指导学生成立学生会,由学生代表参加学校校务会议,反映学生意见和要求,与学校领导、教职工一起讨论教学和学校建设问题。在王尚德的支持下,赤水职业学校等学校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或平民夜校,吸收学校附近的农民、工人入校学习,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解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同驱逐当地军阀势力斗争紧密结合。陕西的革命进步青年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和认识包括“驱陈(树藩)、驱刘(镇华)”在内的反军阀斗争的性质、必要性、意义及方式方法。武止戈提出,打倒军阀,一是联合全国被压迫兄弟,向军阀老巢进攻;二是采取“散兵战术”,分头向各地军阀迎头痛击。1923年3月10日出版的《共进》第三十三期刊登的《本社宣言》,提出把反军阀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目前应解除的两大恶势力,就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政治,打倒军阀是对内谋取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8月25日出版的《共进》第四十四期刊登的《“打倒军阀”的意义》提出,打倒军阀武力,必须用革命武力,要建立联合战线,发动工人、农民、商人及教育界、实业界等各阶层被压迫人民,去打倒封建军阀。 

 三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同建立革命组织紧密结合。1922年至1923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较早的咸林中学、榆林中学、渭南赤水职业学校等学校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为了加强对这些积极分子的培养,发挥他们在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作用,王尚德、王复生在咸林中学吸收潘自力等10名积极分子建立了青年励志团。1924年春,在王尚德的指导下,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渭北中学的一些先进分子成立了青年自进团。1924年,魏野畴、王尚德指导张性初(张秉仁)等在西安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后改为青年生活社)。这些组织的建立,既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性的建党实践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与先进分子相结合的产物。在此基础上,1924年6月,陕西第一个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渭南赤水支部成立。1925年10月,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成立。1926年6月,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926年12月,中共西安地委党团联席会议(临时性的陕西党团最高指导机关)成立。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从此,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今天,我们对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最好纪念,就是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执笔 雷学军 邓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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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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